“大约一年前的一个晚上，其中一名女子与另一被囚女孩因争风吃醋发生打斗。李浩协助后者将前者打死之后，将尸体就地掩埋。在此之前，为了‘杀一儆百’，李浩将一名‘不听话’的女子芳芳打死后，也掩埋在女孩们居住的‘房间’角落里”。

450年后再审视此案，可得出这样的结论：造就冤狱太正常了，而冤案昭雪却相当偶然。原因乃是：一、破案的压力使具体办案者有制造冤狱的强大动机，而权力封闭运行，长官意志大于天，内部的监督、制约形同虚设；二、被冤者的救济渠道阙如，而不明真相的民意又使冤狱看起来具有某种“正当性”；三、制造冤狱的风险太小。若不是那两位歌妓冒死举报，这冤案就会永远冤下去。而最后的处罚，也仅仅让一个低级别的官员出来顶雷。

衡阳有关部门利用组织的高压，强制双方和解，还不许当事人接受采访和发帖，威胁“否则一经查出，作免职处理”。“互殴事件”背后可能存在的用人腐败、班子矛盾、党内监督缺失等问题，却有可能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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