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本身的有效性需要得到保障，政策的有效执行更需要得到保障。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和增值税都有一定比例收归地方财政，地方政府对税收有着不小的利益驱动力，对企业巧立名目地增税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如今要减税无异于让其忍痛割肉。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减税亦然，如果考核标准不变，某些政府可能会使用惯用伎俩，要求纳税金额小于一定量的小微型企业迁出注册地，以空出指标吸纳缴税相对较多的大中型企业。这样一来，减税政策再有效也只会变成一纸空文。

不管莫少平律师如何认为隆尧警方和检方在司法程序上存在瑕疵，但对于方宏进来说，漫长的官司总算给了自己一个清白。而在背负嫌疑之名三年后，方宏进也有了自己对未来的打算，一切从头开始，把“欠朋友们的钱都还清，除非我出门被车撞死。”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是个心理学概念。此案中，被害人的病态症状是明显的，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四个条件(切实感觉到你的生命受到威胁，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这么做；施暴的人一定会给你施以小恩小惠；除了施暴人给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他信息都不让得到；受害人感到无路可逃)，在此案案情中完全实现。需要指出，李浩对性奴的人身折磨和精神摧残，“科学”而惨无人道，那些性奴不可能在他制造的地狱里保持人格的不分裂，也不可能保持原有的智力水平。

衡阳有关部门利用组织的高压，强制双方和解，还不许当事人接受采访和发帖，威胁“否则一经查出，作免职处理”。“互殴事件”背后可能存在的用人腐败、班子矛盾、党内监督缺失等问题，却有可能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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