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说明从一开始，当地公安就用公权力的方式来介入追债。

　　在这种现实下，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把“责令公开道歉”作为一种问责形式，就显得情有可原。出了事儿，你不主动道歉，那就来点强制。但老实说，道歉本来就有点“口惠而实不至”，领导干部因故向民众道个歉又何妨？反过来，领导干部不道歉却不是一个小事，它表征着领导干部的傲慢与自负，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我可以不负责任；二是不负责，民众拿我也没办法。而把“责令公开道歉”作为一种问责形式，似乎暗示着，凡事在上级责令之前，领导干部完全不必主动道歉。

　　但也有市民认为，让老百姓有机会在国家博物馆举办婚礼，也算是一种“亲民”做法，只要不影响正常的展览，并无多大关系。

衡阳有关部门利用组织的高压，强制双方和解，还不许当事人接受采访和发帖，威胁“否则一经查出，作免职处理”。“互殴事件”背后可能存在的用人腐败、班子矛盾、党内监督缺失等问题，却有可能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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