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现在的“东向政策”有几大诉求。一方面，印度有着大国梦，希望能够走出南亚次大陆，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2004 年11 月，印度总理辛格还提出建立“亚洲经济共同体”的设想；另一方面，这也和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相关；当然，平衡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是重要因素。

心智比较早熟的学生，很容易发现教科书上的宣传和现实有差距，老师开诚布公地劝说他们：如果你真的不能说服自己相信这些结论，至少要在表面上———指公开场合和考试的时候———假装接受它们。没有讨论，课堂上也不能发表个人看法，老师严禁学生在答卷的时候拿自己的前途冒险。这种口是心非的实用主义导致了普遍的伪善。越是聪明和早熟的孩子，越是容易形成分裂人格———敢于像我那位中学同学那样公开表示怀疑的人是极少的，就算有，也不一定像他那样幸运，能得到老师的支持。

　　在这种现实下，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把“责令公开道歉”作为一种问责形式，就显得情有可原。出了事儿，你不主动道歉，那就来点强制。但老实说，道歉本来就有点“口惠而实不至”，领导干部因故向民众道个歉又何妨？反过来，领导干部不道歉却不是一个小事，它表征着领导干部的傲慢与自负，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我可以不负责任；二是不负责，民众拿我也没办法。而把“责令公开道歉”作为一种问责形式，似乎暗示着，凡事在上级责令之前，领导干部完全不必主动道歉。

本月13日，在铁道部召开的电视电话会议上，铁道部部长盛光祖宣布：免去黄桂章北京铁路局局长职务，另有任用。铁道部党组成员、铁路总工会主席何玉华主持北京铁路局全面行政工作。

衡阳有关部门利用组织的高压，强制双方和解，还不许当事人接受采访和发帖，威胁“否则一经查出，作免职处理”。“互殴事件”背后可能存在的用人腐败、班子矛盾、党内监督缺失等问题，却有可能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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