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此全球化时代，人们置身于一个国际化的“问责课堂”中，这个课堂塑造着大家的责任观和问责观。日本先后有两名内阁阁员在灾区发言不当，看似小事一桩，但他们引咎辞职了。我国香港地区的前财爷梁锦松，2003年在其宣布大幅提高汽车首次登记税前购入私车一辆，被人质疑有逃税之嫌，即被公众援引香港《问责制主要官员守则》而辞职。责令公开道歉，于民众觉得如同儿戏，对于公权力来说，也殊难产生实质性制约作用。

　　江大妹大喊“还我书”。争抢中，平头男子拉住江大妹胳膊将其强行拖进车里，并用拳头重击她的头部。江大妹顿时一阵眩晕，说不出话来。她一边挣扎，一边哭着发出“啊，啊……”的声音。受到惊吓的江小妹，在车下大哭。

　　新楼靠得太近

从缅甸佤邦和泰国的互相指责可以看出，这次的中国船员遇害事件充满了各种阴谋论的指责和猜测，这些论调的立足点都是，中国在上湄公河流域的地位举足轻重，而金三角地区有各种各样的武装力量，每一支都可能做这样的事情来挑起地区争端，嫁祸给别的武装。不过，阴谋论的可能性实在不大，如果真是为了嫁祸，又何必在船上运送这么多毒品呢？显然有更为直接、经济的办法。用价值两千多万人民币的毒品来做个不成功的局，对各方势力而言都“不划算”。

衡阳有关部门利用组织的高压，强制双方和解，还不许当事人接受采访和发帖，威胁“否则一经查出，作免职处理”。“互殴事件”背后可能存在的用人腐败、班子矛盾、党内监督缺失等问题，却有可能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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