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另外一名律师刘丽文回忆几天前的情景时说：“9月15日中午，那一天是周四，我陪同方宏进到隆尧县检察院接收不起诉决定书。签收完，按照法律规定，签收了不起诉决定书，应该同时解除扣押的一百二十万，可给律师送不起诉决定书的公诉科两个检察官愣住了，很惊讶地问‘是吗，还有这事？’

　　连三岁乳儿都会做的事，被上升为问责制度的一种问责形式，这就有些令人费解了。很难想像，如果一个人不小心踩了别人的脚，说声道歉居然是一个制度问题，还得等待某个权威层级的裁决。道歉，非正式也罢，正式也罢，都仅仅是道义层面上的责任承担，代表了一种个人认知，也仅仅限于一种诚恳态度而已。作为约束权力之制度安排的问责，理当从一般道义向上提升，从初始的责任认知跨入应有的责任追究。制度化的责任追究，必须从最低程序的处罚开始。

衡阳有关部门利用组织的高压，强制双方和解，还不许当事人接受采访和发帖，威胁“否则一经查出，作免职处理”。“互殴事件”背后可能存在的用人腐败、班子矛盾、党内监督缺失等问题，却有可能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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