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和增值税繁重，确有不同程度的减税空间，但如何减税才能确保有效是个问题。例如提高起征点是否有效、起征点提高到多少才能称之为有效都需要严密论证支持，即使起征点提高有效但提高幅度过小那最后的结果还是无效。另外，不同行业、区域的企业存在差距，根据具体情况细化减税政策的细则，对各种情况进行严密界定，该减多少、怎么减必须有据可依，笼统概括的规定容易被钻空子削弱政策有效性，容易令减税流于形式。

　　市民爆料称，昨日在国家博物馆5层（顶层）有人举办婚礼。

　　连三岁乳儿都会做的事，被上升为问责制度的一种问责形式，这就有些令人费解了。很难想像，如果一个人不小心踩了别人的脚，说声道歉居然是一个制度问题，还得等待某个权威层级的裁决。道歉，非正式也罢，正式也罢，都仅仅是道义层面上的责任承担，代表了一种个人认知，也仅仅限于一种诚恳态度而已。作为约束权力之制度安排的问责，理当从一般道义向上提升，从初始的责任认知跨入应有的责任追究。制度化的责任追究，必须从最低程序的处罚开始。

　　死者的家属认为张建是因公殉职，而镇上只是给张建家里送来五万元的医疗费用，并不承认张建是因公殉职，因为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而村书记也不是国家公职人员。不过有律师认为，张建虽然不是国家公职人员，但确实是实打实的因公殉职。

衡阳有关部门利用组织的高压，强制双方和解，还不许当事人接受采访和发帖，威胁“否则一经查出，作免职处理”。“互殴事件”背后可能存在的用人腐败、班子矛盾、党内监督缺失等问题，却有可能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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