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永图：当年包括我在内参与谈判的人可能都没有预料到中国的经济贸易在最近10年能发展得这么快，外国人也不会预见到。所以，我们当时在开放市场问题上也许可以做出更多的承诺。当时在某些行业可能做得过于谨慎，如金融行业，包括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的开放，当时也有客观的历史环境，中国入世谈判的最关键时期是在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之下进行的，所以大家对于发生在韩国、马来西亚等国由于开放资本市场过快造成的一些问题有很大的警觉性。应该说，现在看来，中国在开放金融市场方面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一点。我最近和外国金融界进行了一次座谈，发现10年来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占的份额还不到1.5%，银行也不到2%，这个市场份额实在太低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对中国的银行、保险、证券的发展不够满意，中国的金融业还不能使中国把大量外汇储备转化成有效投资，中国的金融业也没有为广大老百姓提供更多的金融产品，帮助他们理财，帮他们寻找更多的投资机会，以至于那么多人集中跑到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造成这些领域产生一些投资混乱。我们的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也是因为我们的银行体系没有受到强大的竞争，没有竞争压力，只愿意和国有企业做那些最安全、利润最高也最容易的银行业务，使得我们的中小企业贷款非常难，筹资成本非常高。

财产不安全是中国富裕阶层头顶挥之不去的阴影，是中国产权体制匮乏在现实生活中的经典投射。中国的富裕阶层或者无法洗刷转型时期的原罪，同时被历史上革财富之命的心理暗示所震慑，担心中国无法形成现代的产权体制，纷纷出国。

1991年，印度拉奥政府启动经济自由化改革，对内放松国家对经济的管制和干预，对外大力推动出口贸易和吸引外资。次年，印度正式提出“东向政策”，和印尼、新加坡等国家加强往来。不过这一时期，印度主要是为了学习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验。而对于后来加入东盟的较穷的老挝、缅甸等国，印度并没有加强合作，自然，印度也没和1995年加入东盟的越南有太多往来。

衡阳有关部门利用组织的高压，强制双方和解，还不许当事人接受采访和发帖，威胁“否则一经查出，作免职处理”。“互殴事件”背后可能存在的用人腐败、班子矛盾、党内监督缺失等问题，却有可能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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